□ 本报评论员 李杏

　　5天前，一个小生命降生在北京中关村街头，可仅仅6个小时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回顾他过于短暂的“一生”，冷得让人发颤。然而，寒冷的却并不只是北国初春的天气。

　　昨天的《京华时报》揭示了弃婴救治到死亡的全过程。这整个过程，尽管令人不忍细数，却勾勒出一幅幼小生命处境的现实图景，令人无法保持平静。中关村弃婴事件也许会被认为是一起“个例”，但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观念、伦理意义和制度问题却颇为深刻。

　　悲剧的根源直接来自这位弃婴的母亲。她的面容或许还未脱稚气，虽无更加详细的信息，但必然有使她难以留下孩子的原因。在谴责她的冷酷无情之外，社会的冷漠氛围显然也值得关注。

　　孩子“无辜”是共识，但目前的舆论和制度环境，却也并不倾向于保护这样的孩子。现行户籍制度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一笔不菲的社会抚养费。于是，没有婚姻或其他法规的庇护，母亲和孩子即使没有被打上“耻辱”和“负担”的标签，也绝对谈不上光彩，实际生活也将更加艰难。

　　抛开婴儿遭弃的起因，对于降生后受冻的孩子，我们又做了什么呢？孩子完全有可能转去有条件的医院抢救，却囿于“弃儿”的身份，被强行送至“指定”的专门医院。然而，这家“专业”收治弃婴的医院，竟然没有新生儿呼吸机等设备，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

　　孩子被遗弃已经是极大的不幸，而原本应该接过父母责任的社会救助机制，却存在明显缺陷。虽然我们不能断言，孩子的死亡一定是“转院”所致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有可能尝试的抢救措施没有完全做到，放任了悲剧的发生。

　　一连串的不幸，看似一系列“偶然”：偶然的诞生、偶然的抛弃、偶然的寒冷天气、偶然遇到没有条件的医院……实际上，这样的不幸不是偶然，而是“失职”。我们可以追究孩子父母和相关机构“失职”的责任，而深层的失职，却源自对生命尊严与价值的认识现状。

　　生命至上，是现代社会的共识，珍爱与敬畏生命，是人类社会的底线。但在现实中，我们却能看到，生命的底线也会“失守”，尤其是尚不具备任何自主性的幼小生命。身为母亲，因为不愿承受生活和舆论压力，就抛弃亲生孩子；面对被遗弃的婴孩，人们往往手足无措，无所适从，即使心怀恻隐，也大多不愿自找“麻烦”。更让人难以接受的，是救助制度，缓慢低效。

　　值得思考的是，如果离世的是一个已经会说话的更年长的孩子，人们的惋惜与怀念会更具象；而一个来不及留下任何生存印记的婴儿，他的离去似乎很抽象。生命的价值，似乎因为社会经历的差异而“不平等”。

　　生命本身就是最宝贵的，无需附加诸如出身、年龄、阅历、职业、文化、健康状况等其他价值因素，而所有社会价值，在生命面前都要让步，这才是“生命至上”的涵义，也正是我们信仰还不够彻底的重大命题。